姥姥去世二十七年了，二十七年也忘不掉她的影子。我真渴望有靈魂，渴望有一天能再和她相見，能讓我再叫一聲姥姥。
姥姥不是我的親姥姥，她是親姥姥去世前給姥爺找的填房。我的親姥姥在我母親十幾歲時就去世了，我的記憶中就只有一個姥姥。姥姥的娘家是山后村，從小就沒有了父母，哥哥把她帶大。姥姥是個有輕微智障的人，她沒有我們正常人的人情和世故。姥姥是我親姥姥領回去的。親姥姥很精明，這樣既能給姥爺延續香火，又不會和她爭風吃醋。
姥姥不會做精巧的活計，只會做飯、帶孩子，我和弟弟都是她一手帶大的。姥姥帶我們，任我倆胡鬧和瘋玩，更不用說講究衛生了。冬天屋里冷待不住，兒時的弟弟就知道在外面瘋跑，凍得鼻涕流下來，實在掛不住了，就左棉襖袖子一抹，再抹到左屁股上；然后再右棉襖袖子一抹，接著抹到右屁股上。一個冬天下來，除了整天掛在腮上的鼻涕胡子，就是兩只袖子和屁股上亮而厚的鼻涕鎧甲。對這些姥姥都置若罔聞，她眼里就只有活蹦亂跳的、健康的孩子。到老年時，每逢村里的人開玩笑說她心眼少，她就反駁說：“俺心眼少，俺心眼少帶出了兩個大學生！”
我和姥姥、弟弟睡在東屋的土炕上。一到晚上，點起飄忽的煤油燈，一鉆到被窩里，就纏著她講故事。姥姥知道的故事不多，就只會講《皮胡子燈》《借宿“虬子”屋》（過去風俗：老人死后裝棺先存放在閑屋，等老伴死后同葬。）等幾個鬼故事。雖然故事很短，但她講得聲情并茂，繪聲繪色，嚇得我和弟弟瑟瑟發抖。特別是講到夜深人靜時，涂在棺材外面的泥，自己噼里啪啦地掉時，我的汗毛就直豎。可人就是怪，我和弟弟聽鬼故事就像吃辣椒牛肉醬，越辣越有癮。姥姥的鬼故事陪著我和弟弟，度過了娛樂匱乏的童年。
小時候的食物很少，大人頓頓是地瓜和窩窩頭，小孩子正是長身子的時候，嗓子眼細，可以單獨蒸一點雜合面窩窩頭。我是哥哥，這個特殊待遇多享受了兩年，取消這個待遇時，我七歲，弟弟五歲。我清晰地記得，弟弟坐在飯桌前，望著黑黑的地瓜面窩窩頭，不吃也不語，母親催他吃飯，他傷心地大哭：“我吃不下去！”可家里太窮，哭泣也沒改變面前的食物。姥姥最疼我了，每次找到一點稀罕的吃食，就算是幾個“胖孩”或谷荻草，也是給我一個大的，給弟弟一個小的。當然，弟弟也搶不過我。可是很怪，雖然弟弟吃得不好，可長大后愣是比我高了一頭多。
母親的身體不好，看遍了醫生也不見起色。后來找了許多風水先生看，屋不正修屋，樹不好伐樹，影壁墻不對就拆了，但最終也沒有起色。折騰了好幾年，母親實在沒辦法了，就在父親的村里蓋了房。我讀初中的時候，就搬到楊莊去了，弟弟和妹妹就改姓了楊，母親掛念姥爺的血脈，就讓我還姓張。姥姥因為故土難離，就和四姑（正常應該叫姨）仍舊住在了老家陳村。
我父親是上門女婿，所以，姥姥生的大女兒是我的二姑。聽母親說，她學習最好，上了蛤蟆屯初中還是全班第一。但家里窮買不起鞋，她一個女孩子赤腳怕羞，所以輟學了。她后來嫁的二姑夫本來也是我鄰村的，二姑夫的大爺是青島警備區司令，四八年國民黨撤退時，他對正在讀軍校的弟弟說：你要么跟我去臺灣，要么就連夜回家，帶著老婆孩子遠走他鄉。二姑夫的大爺去了臺灣，就是后來的臺灣駐美大使；姑父的爹就挑著姑父跑到了山西，挖了一個窯洞住了下來。姑父長大了身份不明說不上媳婦，只好回老家找，我二姑一聽那兒天天吃饅頭，想也不想就去了山西。
姥姥老了，二姑也想盡點孝心，就把姥姥接到山西襄汾享幾天福。姥姥是個一根筋的人，吃不慣白面饅頭，就知道天天想我和老家的人，姑姑又舍不得她走，就熬煎得更糊涂了。聽姑姑說，白天看不住，整天自己亂跑。當時通訊不便，我要是知道這樣，說死也不讓接到山西去。后來，回到老家陳村時，姥姥就很糊涂了。可能是腦子只對文化大革命期間的批判會印象最深，經常自言自語：“欒克田，真混蛋，一告告到襄汾縣，襄汾縣里來批判，批判批判再批判。”其實，鄰居欒克田也沒怎么惹她，給她背了多年黑鍋。一聽到她唱這首自編的歌謠，我的心里就流淚。
人糊涂了可能就容易產生幻覺。那時我到濰縣一中讀高中去了，弟弟還和她住一塊。姥姥經常半夜起來，對弟弟說：“快起來，給你哥哥開門，他在敲門呢。”弄得弟弟直抱怨：姥姥天天晚上不讓我睡覺。每當我一月回一次家，我就到姥姥家住，她經常拉著我的手說：“走，大隊里開會呢。”我為了安慰她，就一邊流著淚，一邊領著她到大隊里轉一圈再回來。這時，她就會心安好長時間，但還是時常茫然望著前方……
（市場板塊 張新一）
